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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隱性採訪

編者按隱性採訪,又稱臥底採訪、暗訪,是指不公開記者身份或採訪意圖而進行的一種採訪方式。由於這一採訪方式隱藏著巨大的法律風險、道德疑問和安全隱患,常常面臨巨大的爭議,在實踐中被稱為“採訪中的最後手段”。在此刊發採訪一線的記者和學界學者的文章,講述隱性採訪的親歷故事,並探討隱性採訪應注意的問題及尺度。

臥底採訪,不得已而為之

新京報記者 游天燚

從2013年開始,我先後在江西某電視媒體和新京報擔任調查記者。從業四年,臥底過食品業、醫療業、服務業等多個領域,揭露了多個行業記憶體在的不法內幕,對臥底這種採訪方式,有著深刻的體會,深解其中的況味。

一、做好挨駡的準備

2016年11月,我入職新京報,第一次臥底物件是一個傳銷組織。在該傳銷組織臥底6天后,揭露了其不為人知的內幕。

“我剛從燕郊的傳銷窩點逃出來。”2016年11月20日,舉報人王建和我在豐台區一家咖啡館裡見了面,他拿出隨身攜帶的手提包,從裡面拿出一張寫有“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鎮東方夏威夷南岸社區”的紙條,“我怕忘記位址,出來的時候記下來了。”燕郊存在傳銷窩點已經不是首次發現,早在2014年前,當地警方就曾打擊過燕郊的傳銷窩點。傳銷又現,傳銷人員通過網路招攬社會人員進入傳銷組織,這是一個擁有新聞價值的題材。

想要進行深度報導,臥底調查是最好的採訪手段。

對於我來說,利用臥底的手段進行採訪並不是首次,但是臥底傳銷組織、同吃同住、從一群被深度洗腦的人那裡得到傳銷利益鏈的證據,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沒人能預想進去後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2016年11月25日,我向報社領導提出臥底王建所述的傳銷窩點。經過前期的準備,第二天中午,我找出平時出差常用的行李箱,裝了幾件平日裡的衣物,入冬後的北方乾冷,再帶一件厚棉襖也是必需的,至少可以讓傳銷組織裡面的人對我不起疑心。

報導發出後,我想劉奇見到報導後是會幡然醒悟,還是會怒不可遏?

果不其然,劉奇還是開罵了。他向我發來謾駡的短信,短信裡寫著“侵犯隱私”“不得好死”等詞語。劉奇已經被徹底洗腦了,怎麼可能悔悟?

為了完成這個採訪,我選擇隱藏身份,隱藏真正的採訪意圖。這種帶有偵察性的手段,也是接近真相的有力方式而已。臥底傳銷被謾駡,這算不了什麼。當我選擇利用臥底的手段進行隱性採訪時,就做好了承受謾駡的心理準備。

二、保持一份冷靜

雖然沒有電影劇情中的曲折離奇,但每一篇臥底報導自有它的“驚心動魄”。

就像臥底傳銷組織一樣,要深入其內部獲悉其內部事項,既隱匿身份、目的,同時還“佯裝與被訪物件具有同一立場”。這種暗訪手法是最深入,也最易獲得核心資訊的一種採訪方式;對記者的人身安全來講,也是最具危險性的一種。

2015年8月底,我在江西南昌某電視臺擔任法治節目的調查記者,8月中旬的時候接到市民的舉報資訊,江西一家企業生產的絕味鴨脖存在食品安全問題。經過前期的調查,這家企業為絕味鴨脖在江西的子公司,負責供應華中地區的絕味鴨脖,覆蓋範圍涉及安徽、湖北、福建、江西等地。

接到舉報線索後,我找到企業,以應聘為由進入公司,根據企業生產車間負責人的安排進入稱量班,每天從下午六點左右上班,直到第二天淩晨兩點左右下班。和企業的工人們在一起,“要支持他們的立場”,這樣才能獲得更多、更真實的資訊。

在廠裡臥底一周,住在廠區,與工人們同吃同住,零距離接觸,把自己和他們融在一起的情況下,保持一份冷靜,這是一個臥底記者必備的素質。臥底調查是一個求證的過程,必須帶著舉報人所述的問題進行採訪,不斷地核實,人證和物證俱全,發現的問題是常態化的,才是我需要的新聞素材。

一周的臥底時間足夠了,違反《食品安全法》規定的現象在臥底期間每天都有發生,包括回收那些賣不出的鹵制熟食。

看著工人們按照帶班領導的指示,違反著《食品安全法》,我卻不能跟風操作,必須問相關負責人:“為什麼?”

這種“較真”是必需的,要利用這種“較真”的方法問暗訪物件,搜集其態度,獲取證據。

臥底的時候,沒人知道我的真正身份,一個不滿23歲的年輕小夥子與一群40多歲的叔叔們在一起的時候,自然得到照顧,這種照顧是長輩對晚輩的噓寒問暖。不論是在傳銷組織,還是在食品工廠,有人的地方就有不同的“溫暖”。

在臥底調查的時候,我也想過,臥底結束後,這些曾經對我噓寒問暖的人將會面臨失業,或者面臨法律的制裁,心裡總會過意不去。

毫無疑問,臥底就是一場心理戰。

三、不能觸碰紅線

從業4年,對臥底採訪,我還是心存一絲抗拒,因為稍不注意,就會觸碰法律紅線。

2017年8月,我臥底了北京一家醫療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發現該公司是一家不折不扣的“網路醫托”公司,為四川一家民營醫院提供患者資源,同時也為北京兩家民營醫院服務。

舉報人是公司的前員工,她在舉報內容中用“實在看不下去”“騙子”“沒良心”“騙腦癱患兒上鉤”等詞語來述說著這家公司的不法行為。

舉報人的陳詞只是一個參考,僅憑幾段工作人員的錄音說明不了具體問題。想要深入報導,“臥底調查”是最好的辦法。

做好隱藏身份的準備後,再經過公司的層層面試,成功進入公司工作。公司的部門主管安排我做話務員,每天利用公司派發的未實名制的手機號碼撥打醫院後臺諮詢系統提供的患者家屬的電話,以慈善機構工作人員的名義獲取腦癱病患者的詳細資訊,再偽造國家腦癱病患者普查的行為對患者資訊做登記。獲得這些資訊後,公司工作人員冒充醫院醫生或者專家組成員給患者家屬打電話,為患者診斷病情。診斷過程中,這些假醫生誇大患者病情,一步一步地將患者邀約到指定醫院就診。

臥底過程中,我要撥打電話,要去“騙人”。但我是一個記者,要是撥打了電話,騙了人,豈不是和網路醫托一樣,觸犯了法律的紅線。但要是不打電話,完不成部門主管指派的任務,我的臥底採訪也面臨失敗的境遇,這真是一個兩難的選擇。

最後,電話還是打了。不過,打完電話後,記錄下這些電話號碼,在下班後,向患者家屬說明我的意圖。

公司部門主管在每天工作結束後,會查看話務員的通話時間和通話數量。電話不能不打,也不能真打。只能先打後解釋。這樣才能避免自己觸碰法律紅線,避免“真記者成為網路醫托”。

臥底期間,明知道這是公司負責人的行為,但是缺少扎實的證據,一切辯說都是無力的。我根本沒有辦法接觸到公司的最高負責人,更別說從他口中瞭解他是怎樣把公司變成一個“網路醫托”公司。關於這樣的證據,都是在他的私人場所。

對於一個記者來說,是不可能在未經採訪物件的允許之下,進入私人場所獲取採訪素材的,否則是侵犯隱私。

被臥底企業實質上是屬於私人領域,因為企業管理本質上是老闆的私事,他採取什麼管理手段,完全是他本人的自由。於是,一般而言的“臥底行為”是侵犯了企業主的自由權利,不過如果企業從事的是違法犯罪活動,這種企業的行為本身不受法律保護,則可以進行臥底採訪。

這也是我是否決定臥底的準則。

新聞暗訪的實踐與反思

湖北日報高級記者 張歐亞

新聞暗訪就是一種在不公開自己的記者身份情況下進行的隱性採訪,具有一定的“偵察性”。

在我國,都市類報紙興起以後,採用這種方式的比較常見。新聞實踐中,有針對個體,也有針對集體和機關:制作假食品,醫療事故,迪吧色情服務,販毒,施工偷工減料,非法傳銷,替考,司法不公,公務人員工作作風蠻橫等等,幾乎涵蓋了生活的各個方面。

暗訪能有效地起到正本清源或揭露社會不公現象的作用。現實中,很多問題的解決,是在記者暗訪公開報導以後,有關部門進行查處。

暗訪報導可以分為三種情況:一是暗訪後有了結果再報導,如2013年8月,楚天都市報記者暗訪半月揭販腎黑幕,就是在犯罪窩點被搗毀、嫌疑人被捕獲以後進行報導。二是暗訪報導與查處同步進行,如2011年,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中,湖北省咸甯市崇陽縣考點內,有仲介機構組織了數百名外地考生包車來考試。記者隱藏身份報名進入考場,取得替考的證據。記者將這次暗訪情況先向警方通報,在警方開展查處的過程中,進行了同步報導。還有一種是無需有結果即可公開報導,譬如我個人所經歷的“臥底港澳雙飛遊”。

一、“臥底港澳雙飛遊”的具體實踐

2007年,武漢多家媒體刊載了這樣一則消息:武漢東星旅行社推出“港澳雙飛五日遊”,僅需599元。消息稱,在交納599元的報名費後,另交650元的自費和小費等項目後,就可以盡情享受“愉快”的港澳雙飛五日遊了。

此後不久,又一家旅行社打出588元的“港澳雙飛六日遊”廣告,這家旅行社還承諾擔負報名者140元的港澳通行證辦理費用。更有甚者,又有一家旅行社承諾只要299元就可實現同樣的游程。

雙飛六日遊588元,這不僅不夠一張到香港的單程機票,甚至也不夠支付一個晚上的住宿費用,何況6天包吃包住,這能實現嗎?又是什麼樣的過程?

旅遊季,零團費再囂塵上,指責不絕於耳。旅遊公司如何保證遊客利益?報導怎麼樣做到客觀公正?當時所有媒體都在紙上談兵討論這“能不能”時,我在遠距單位地點以遊客身份報名參加599元“港澳雙飛五日遊”,進行了一次臥底港澳遊的暗訪。

這次暗訪,主要是體驗,客觀記錄,不帶觀點,是什麼就是什麼,不渲染,不誇大事實。

旅行社怎樣安排交通,食宿,遊玩,購物,其間發生了什麼故事,一一道來,用親歷事實回答了讀者,同時也回答了媒體的疑問。

在公開見報的小標題,就是本次暗訪的脈絡:1.疑問:599元“港澳雙飛五日遊”?2.臥底:親歷港澳雙飛遊3.服務:與承諾相差無幾 4.購物:是兵刃相見還是溫柔一刀?5.澳門:讓我喜歡讓我憂6.算帳:誰虧誰賺理不清的糊塗賬

“臥底港澳遊”刊出當日,恰值全省旅遊會議召開。省旅遊局局長郭玉吉表示,針對前段時間出現的超低價港澳遊,將啟動隨團暗訪、與工商部門聯動等制度,保障遊客利益。

這篇報導最終獲得了讀者、被暗訪公司、旅遊部門三方都滿意的效果。

二、暗訪中的亂象與憂思

很多媒體的暗訪活動經常會有一些令人憂慮的採訪方式,這一現象在新型都市類報紙風行初期比較普遍。

這裡列舉一些筆者收集到的實例:

南方一家報紙曾有這樣一則報導:兩名來自農村的女孩被人控制,從事不可言說的服務。這兩名女孩趁看管不備逃了出來。

因可以理解的原因,或出於對媒體的信任,兩名女孩到報社求助,因為她們兩人雖然逃了出來,但她們的姐妹仍控制在裡面,希望記者能夠説明解救。

報社和女孩一樣,沒有選擇報警,而是自己開著車,帶著兩個女孩到她們曾經被控制的歌舞廳之類的地方,準備暗訪,以取得證據。

從報導看得出來,這個歌舞廳是在鄉鎮。車到了這個鄉鎮,記者發現他們可能被發現並被跟蹤尾隨,氣氛十分緊張,為安全起見,不得已撤離。

這種不慎重的暗訪,一定是驚動了我們姑且稱之為涉黑人員,他們肯定會將被繼續控制的女孩子轉移,使她們失去了可能被解救的機會。記者看到氣氛緊張,自己都害怕撤離,怎麼能夠為了做報導而不選擇報警?

還有一家北京的報紙,說是接到讀者反映,北京某條街道“小姐”現象嚴重。記者接到線索“欣喜”而來。但是,這個記者在這條街道並沒有發現讀者所說的情況,於是在“很失望”中,輾轉北京的街道,終於在某條生產街道發現了有很多“小姐”出沒。然後在這裡進行了暗訪,並公開報導了暗訪的“小姐”賣淫情況。

記者反映的不良現象,現場沒有發現並在報導中公開說“很失望”,這是什麼心態?為了完成採訪任務,不惜在街道上尋找到讀者所反映的一幕,這是為了暗訪而暗訪,個人認為不值得提倡。

還有,東北的一家報紙,刊發過一組“本報記者夜探迪吧,觸目驚心5小時”的報導。為了探訪到迪吧販賣“搖頭丸”真相,報導中這樣描述:

記者在洗手間裡面看到一個男服務員,掏出50元錢過去低聲說:“有藥嗎?”服務員打量了記者一眼說:“什麼藥啊?”

記者狠狠地說:“別裝,痛快地給我拿出來。”說著又掏出100元。服務生看看周圍說:“大哥,真沒有,現在查得嚴啊,你沒看包房都沒開嗎?”說完就走掉了。

通過以上描述可以看到,記者“釣魚”式的暗訪方式,本身就有違法嫌疑,是在誘導犯罪。以不當手段誘導犯罪,很可能陷自己於不利,這是暗訪中的大忌。

如何把握隱性採訪的尺度

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林嘉琳 林愛珺

隱性採訪,是在採訪物件不知情的情況下,通過偷拍、偷錄等方式,或者隱瞞記者的身份以體驗的方式,不公開記錄已發生或正在發生的事實。在矛盾頻發的當下,記者輿論監督困難重重,隱性採訪似乎很受民眾歡迎。媒體對於一些通過正常採訪無法得到的新聞素材,運用隱性採訪的手段,能夠更加全面地挖掘事實真相,將醜惡事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既懲惡揚善,又滿足了廣大民眾知悉社會真實情況的要求。

但是,隱性採訪和其他採訪形式相比,往往更多地涉及道德與法律問題。現行法律對於隱性採訪沒有明確的成文規定,記者職業道德守則對隱性採訪也沒有專門的道德要求。在法制日益健全,權利界限越來越明確的今天,如何把握隱性採訪的道德與法律界限是新聞記者時刻要注意的問題。筆者認為,從長遠來看,隱性採訪不可取,但短期內,它仍會是一種採訪手段的必要補充,但必須慎之又慎,要掌握好一定的度。

一、隱性採訪的法律底線

隱性採訪方式“隱”的性質,在採訪中也極易侵犯他人的合法權利。在我國隱性採訪過程中,常見的侵權行為歸納起來有四種:侵害公民的人身權利;洩露國家機密;侵犯商業秘密;侵害未成年人和婦女的合法權益。因此,記者在進行隱性採訪的過程中,一定要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進行,不能以採訪為藉口,將其淩駕於法律之上。

新聞媒體享有批評的自由,即輿論監督的權利,但是,自由是相對的權利,必須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我國《憲法》第五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

媒體的採訪行為首先不得洩露國家機密,侵犯商業秘密;其次要注意不得侵害公民的人身權利,特別是不得侵害未成年人和婦女的合法權益。記者應該明白,相對於輿論監督權,人格權是絕對的權利,是任何人都不得侵犯的權利,當輿論監督與人格權保護發生衝突的時候,法律著重保護人格權。

徐迅認為,“法律並沒有賦予記者為了揭露真相而實施違法犯罪的特權。”採訪證不是違法的特權證,公民不可以做的事,記者不享有任何特權,反之,新聞媒體應該成為遵紀守法的表率。從角色來說,在任何時候,新聞記者都不許偽裝具有公開權力身份的人物,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國家公務員、軍人、員警、法官、檢察官等進行暗訪活動,這類職務是依照法律的規定專門授予特定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任何人假冒都要承擔法律責任。從工作內容上看,記者的職責是採集新聞事實,而不是收集犯罪證據。記者不是公安人員,不具有取證、刑事偵查的職能,更不能設置圈套,引誘犯罪。某報記者為報導毒品犯罪內幕而假扮販毒人員深入毒穴進行暗訪,結果無法脫身弄假成真,事後只得向警方自首,面臨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尷尬。

二、隱性採訪的道德悖論

1954年國際新聞記者聯合會通過的《記者行為原則宣言》規定:“要通過合法的正當的手段獲取新聞,尊重被採訪者的聲明和要求。”這一條款也被寫入了《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

正義的目的不能用非正義的手段來揭露和譴責。新聞不是欺騙的通行證,不能以目的正當為由而不擇手段。馬克思說:“如果手段是不正當的,目的也就不是正當的。”我們不能只重結果而不擇手段。為了輿論監督,為了揭露違法或犯罪行為,而不惜以違法對違法,這是一種極其危險的傾向。我們應該認識到,程式正義比實體的正義更重要。程式違法,污染的是整條河流的水源。實體的非正義,有時只是個案的不公,社會的糾錯成本要小一些。

記者的職責是“記錄新聞”而不是“製造新聞”。法律並沒有賦予記者為了揭露真相而實施違法犯罪的特權。記者的職責是採集新聞事實,而不是收集犯罪證據。

採訪者應該是該事件的觀察者、記錄者,而不應該是事件的製造者或引導者。記者可以觀察者的身份,不公開身份,客觀地“記錄”事實,而不是“參與”事件。隱私採訪最多所能做的也是被動地介入事件,而不應該主動製造“新聞”。隱性採訪要嚴格遵循這條原則,忠於事實,客觀報導,在隱性採訪中以旁觀者角色,以“第三者”(非矛盾的雙方當事人)身份,兀然中立,絕不投身事中推波助瀾,推動事件的進一步發生。

2009年6月,廣東電視臺《社會縱橫》欄目和南方都市報記者接到舉報,稱番禺大石街冼村私自挖山賣泥。其“地質災害報告單”被舉報是花錢買來的偽造報告單:報告單上雖有國土部門的公章,但沒有編號,檔上簽有廣州市地質調查院預警室主任劉某的名字。記者推斷,劉某可能存在非法出售國家公文的嫌疑。於是,3名記者遂于同年7月10日假扮成某公司的業務員,準備找劉某“購買”一份地質災害報告單。在大門口,記者遇到了該院預警室副主任黃某。黃帶著3名記者與審核部部長羅某談定了價格——2.5萬元。7月13日下午,羅某帶著黃某與記者相約至番禺一處山林,開具了地質災害報告單,收下了2.5萬元。三名記者偷拍偷錄了雙方交易的整個過程並在廣東電視臺播出,節目播出後,廣州市檢察院反貪局介入調查,取走了記者暗訪的資料。一審法院在審理過程中,由於暗訪材料不符合證據規則,排除了記者暗訪所得的證據,但根據證人證言、羅錦華的有罪供述等其他證據,認定羅錦華犯濫用職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一年零二個月。

本案中,記者雖然有效進行了輿論監督,有力地打擊了犯罪行為,但也因此實施了誘導犯罪的行為。如果說記者這樣做,是為了更多地掌握犯罪證據,這種想法和做法又涉嫌越位,做了紀檢部門和司法機關該做的事。即使員警為了偵破重大犯罪案件,使用臥底偵查也是萬不得已而為之的,是有嚴格的審批程式的。而且,這種刑事責任的豁免特權,只有司法機關和特定的偵查人員才享受,記者沒有。

三、隱性採訪的抗辯事由

社會與公眾的認可,是法律對一項行為是否確認其具有合法性的重要依據。除公共利益外,記者還可以“維護公眾知情權”和採訪是在“公開場合”進行的為自己行為的合法性辯護。

(一)公共利益原則

隱性採訪應以維護公眾利益為出發點,把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採訪過程中把握好“度”,不能一味地注重傳播效果而損害公共利益。記者採訪要從採訪選題、採訪手段、節目編排、播放方式等方面入手,把隱性採訪的內容限制在“維護公眾利益”的範圍之內,必須是公眾急切知悉的、有現實意義的事實,尤其是揭露現實中陰暗面,有益於端正作風、淨化社會空氣,推進精神文明建設的事實,才能成為隱性採訪的目標。

在隱性採訪過程中,當發生隱私權、肖像權等侵權糾紛時,也可將維護公共利益作為抗辯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所保護的隱私權,指公民不願意公開的、與公共利益無關的純屬個人的情況。若被拍攝的人或事已危及公共利益,則不再處於法律保護的範圍。此時,記者可對相關事項進行曝光,若因此遭到起訴或被主張侵權,可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作為抗辯事由。

(二)公眾知情權

公眾知情權是新聞報導的最有力的抗辯事由。新聞媒體的職責就是將社會已經發生的和正在發生的真實的事實告知公眾,滿足其作為公眾的知情權。這裡所說的公眾知情權,主要指知政權和社會知情權。知政權即知道國家活動,瞭解國家事務的權利。社會知情權即公民知道其所感興趣的社會變化和發展的情況。

若新聞媒體報導的出發點就是為了滿足公眾的知情權,並且沒有超出正當的報導範圍,即是以合法手段、運用合法的拍攝器械、在合法的場所拍攝記錄的,就不應當認為媒體是侵權。

(三)公開場合

隱性採訪應區分是公眾人物和一般人物,公共場所還是非公共場合。隱性採訪的內容及物件應盡可能在涉及公共場所、公務人和公共活動的範圍內進行。一般來說,對於公共場合的事件或人物,人人都可以拍攝,對拍攝行為本身一般沒有限制。公共場所是供公眾從事社會生活可以自由出入和交往的各種場所,例如街道、娛樂場所、公眾集會場所等,記者享有自由攝錄的權利。而非公共場合是不允許自由攝錄的,即私人場合,包括住宅、病房等法律明文規定不許擅自侵人的區域,也包括在公共場合的私人活動,例如公共電話亭打電話,在銀行櫃檯取款等。

四、總結

自從1978年以後,普利策新聞獎不再頒發給通過隱性採訪而作的報導,當年的評委、《華盛頓郵報》的編輯布萊德里認為:“報紙本身獲取新聞不誠實,怎能為誠實和尊嚴而奮鬥?”“作為講真話的新聞單位不應該利用這種欺騙手段獲取資訊。”記者“靠勤勞的雙腳和結實的皮鞋,也能揭露真相”。所以,從長遠來看,隱性採訪在中國,一定也會像它在西方的命運一樣,退出歷史舞臺。

總之,隱性採訪不能作為一種常規的採訪手段,更不能為了增添報導的戲劇性而為之。對隱性採訪,必須加強規範與限制。應當銘記,無論何時,記者的職責都是“記錄新聞”,而不是“製造新聞”。記者應該是事件的觀察者、記錄者,而不是參與者,更不能是事件的製造者或引導者。

隱性採訪需要記者更清晰的判斷、更執著的追求、更過硬的本領。對度的把握,不只是責任感、事業心,還要有深厚的理論修養、對大局的全面理解、對新聞規律的駕馭,對法律和道德的深刻理解,還有必不可少的人文關懷。唯肩擔道義,才能真正落筆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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